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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華大道，橫亙在邯鄲路復旦大學校園中部。“光華大道”的名字，取義“旦復旦兮，日月光華”，與“復旦大學”校名也算相得益彰。但是，光華大道在很長一段時期沒有正式名字，我上世紀70年代末考入復旦時，這條道路僅有一個綽號——“南京路”。

“南京路”的由來

為什么叫“南京路”，沒有人告訴我，以我在復旦十幾年學習工作的經驗來看，大概一是這條路寬暢而幽長，從東到西，不到800米，算是校園中的大馬路了——在復旦校園，筆直的道路比比皆是，但都沒有“南京路”雍容光華；二是熱鬧而喧囂，每當上課時，同學們浩浩蕩蕩步行在這條路上（文科生大多奔向1200號第一教學樓）。下課時，同學們又從反方向涌向宿舍樓或學生食堂，摩肩接踵的人潮堪比真正的南京路。當年學生窮，都是步行上下課，哪像現在，人人都騎自行車，那時，在熙來攘往的“南京路”上，騎自行車去上課絕對是讓人艷羨的一幕。中文系同學盧新華因寫小說《傷痕》一炮而紅，我曾親眼目睹他騎著一輛嶄新的“鳳凰牌”自行車沿著“南京路”疾馳而過，有人竊竊私語：“瞧，這自行車，大概是用《傷痕》的稿費換來的……”

老復旦人都知道，解放初，復旦校區僅限于子彬院以西一帶，那時，第一教學樓以東的地方，還是農田和水溝。男生們大多住宿在邯鄲路以南的淞莊、嘉陵村（今復旦第六、第四教工宿舍）一帶，每次上下課，他們要成群結隊穿過車流密集的邯鄲路，這讓老校長陳望道先生非常憂心。后來，復旦校區一點點東擴，建起了校園東部的學生宿舍樓群，學生上下課再也不用橫穿馬路了。為了溝通學生宿舍樓與中心校區（登輝堂、子彬院一帶）的交通，師生自行鋪設了一條從東到西的煤屑路——這就是“南京路”的雛形。

1955年以后，隨著生物樓、化學樓和物理樓的建成，這條道路成了學生上課的必經之路。陳望道校長特別重視校園綠化，在他的指導下，“南京路”鋪上了柏油，兩邊栽上了法國梧桐，成為復旦校園里枝繁葉茂的林蔭大道。

怵目驚心的日子

“文革”時期，“南京路”是復旦校園里最狂躁鬧猛的地方，路兩邊用毛竹搭起了墻報欄，貼滿了各式各樣“火燒”“炮轟”“勒令”“打倒”的充滿火藥味的大字報……“南京路”上烏煙瘴氣、雞飛狗跳。據一位親歷者回憶，“那時，來復旦串連、看大字報的絡繹不絕，‘南京路’上總是人頭攢動，整天擠得水泄不通。”“（歷史系）三年級有位同學……每天拿著講義夾和小板凳，坐在‘南京路’上抄大字報，回到宿舍就埋頭刻寫蠟紙、油印……”(李國強《“文革”中的復旦記憶》)我的一位長輩告訴我，平生她只來過一次復旦，那就是“文革”期間去校園看大字報。

“南京路”是“文革”運動的“晴雨表”，今天批學術權威，明天斗學校黨委……紅衛兵、造反派、保守派一個個登臺亮相，“你方唱罷我登場”。

1966年夏，“南京路”上演了“斗鬼風”，一批復旦著名教授和干部被當做“牛鬼蛇神”揪斗和圍攻。8月初，蘇步青、談家楨、朱東潤、趙丹若、譚其驤和徐震等教師被押到“南京路”北面揪斗和游街，在生物樓以東的操場（今光華樓廣場西部）上，用乒乓球桌搭起了批斗臺，化學系教授趙丹若先生從臺上被推下，當場跌死……那個盛夏，“南京路”充滿了戾氣。如今，讀到當年親歷者的回憶文字，依然令人怵目驚心：

“在球場的乒乓球桌上，蘇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臺，主持大會的是我們年級的團支書，一位質樸善良的女同學。她聲嘶力竭地聲討、斥問。突然把一瓶紅墨水噴灑在蘇教授謝頂的頭上，隨即推到臺下，責令他在曬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……我被她的突變震愣了。”（江帆《見證復旦園“斗鬼風”》）

“戴高帽子、坐噴氣式飛機之外，他（徐震）的白汗衫上還被涂滿紅黑兩種墨水，涂之不足，有人手提墨水桶，兜頭澆了下來，弄得他滿臉滿身都是，慘不忍睹。使我大為驚訝的是，主持批斗徐震，用紅黑墨水澆得他滿身滿臉的，竟是徐震當年做中文系總支書記時一手培養的班干部，現在她們卻對過去的頂頭上司下此辣手……”（吳中杰《復旦往事》）

“南京路”的晦暗與恐怖，讓深受迫害的知識分子刻骨銘心。多年以后，巴金先生還記得1967年9月18日這一天，“我給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生揪到江灣，住了將近一個月，住在學生宿舍六號樓，準備二十六日開批斗會……”（巴金《隨想錄•趙丹同志》）六號樓，就位于“南京路”旁，身陷囹圄的巴金每天在此地散步，有時還拎著兩只熱水瓶，穿過“南京路”，到學生食堂去打水。有人曾記述了與巴金打水時相遇的情節：“彼此打量了片刻，沉默相對，便離開了。第二天，我‘斗膽’問道：‘你每天都來打水？’他打量了我一下，毫不經意地答道：‘打水，是散步……’見有人過來，他便拎起水瓶匆匆地走了。”（張澤賢《巴金與現代文學叢書•自序》）

墻報欄文化

粉碎“四人幫”后，“南京路”恢復了生機。不過1978年我入學時，“南京路”上的墻報欄依然沒有拆除，記得當年主要是揭批“四人幫”的專欄。后來，逐漸演變為學生的墻報。那時，沒有網絡貼吧、BBS和微博、微信，學生的觀點、主張主要在墻報上體現。

回憶起墻報欄，當年的校友依然記憶猶新。一位女同學說，她對墻報欄討論小說《簡愛》印象深刻，至今記得一個難忘的標題：《<簡愛>給我女性的自尊》——這大概是對于墻報欄的女性感悟。而對于男生來說，墻報欄帶來更多的是熱血沸騰。有一年，中國男足3：0戰勝科威特隊，學校學生紛紛去五角場慶祝，第二天，墻報上就出現了這樣的文字：“皇帝萬歲了嗎？……不！只有中國足球隊萬歲，他們為我們進了三個球……”

有一陣子，學生中忽然流行起了集體舞，墻報欄開始討論青年學生是否應該花時間學舞。記得有一篇的文字標題頗引人矚目：《姑娘，你能不能熱情一點？》后來，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，墻報上還貼過這樣的文章：《前方將士流血犧牲，我們卻在后方歌舞升平！》為此，校園里討論熱烈，各種觀點交流碰撞，這引起了校黨委書記夏征農的關注。我經常見到他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（我們稱之為“老坦克”）馳騁在“南京路”上。有時，他會把“老坦克”往邊上一靠，靜靜地閱讀墻報上的文字，還不時與邊上的學生交流幾句，一點也沒有架子。

大概在1980年吧，墻報欄忽然變了內容，上面經?？梢钥吹接妹P謄寫得工工整整的短篇小說。這些小說，大多是揭露“文革”、反映現實的內容，文筆生動，結構嚴謹，讀來令人回腸蕩氣。小說作者并不是復旦學生，而是來自社會上的文學愛好者。大概是受了盧新華寫作《傷痕》的影響吧（當年《傷痕》就是最先貼在中文系墻報上被發現，后來才在《文匯報》上發表引起轟動的），他們的作品往往投稿無門，便用毛筆抄寫在白紙上，一張一張整整齊齊貼在墻報欄上，期望得到復旦師生的認可。這一招還真靈，這些抄寫小說后來真的得到了肯定，記得有一位姓曹的青年作者，曾在這里貼出過一篇名為《貓》的小說，內容講什么我早已忘記，但小說不久就發表在《上海文學》上，曹先生后來也就成了青年作家。

1981年建造第三教學樓的時候，“南京路”兩邊的梧桐樹都被剃了光頭，那墻報欄自然壽終正寢了。

如今，每次走過光華大道，我總是懷念改革開放初年校園的“南京路”，她洋溢著當年復旦學子的青春和熱情，也是開放的復旦精神的寫照。

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。）